有效的投资使得民生需求得到大量的释放，使得短期的经济不至于下滑过快，能够稳定经济增长温暖的内核，这一点非常重要。
传统的GDP锦标赛的能量级明显下降。此外政府还要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大幅度减免中小企业税费，并加大科技投入的税收抵扣等供给政策来刺激民间投资的活力。
现在则是在2008美国次贷金融危机和2010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后百废待兴的老欧洲、基础设施陈旧的美国和明显减速的发展中经济体，全球经济正处于无明显增长动力的垃圾时间状态，由于流动性减缩，今年可能还蕴育着再次下行的巨大风险。我们知道，违约是一条长长的光谱，最上端的是上游的原材料，例如涉矿的大宗产品，包括铜、大豆，铁矿石，煤炭等，然后是中游的过剩产能，包括新兴的过剩产能，例如超日债，太阳能，风能等，也包括传统过剩产能，钢铁、水泥和电解铝等，然后就轮到下游的房地产了，房地产往下就连接着地方融资平台，因为如果土地卖不出去，则地方融资平台的流动性立即就会出现问题，而这两者如果出现问题，那么中国的影子银行部分，特别是信托就会出现兑付风险，再下来是国家级融资平台，例如国开行的金融债的发行困难，然后是一般商业银行体系的坏账问题，从而回到危机的起点和终点。但更重要的原因，特别是短期面上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官员绩效考核机制一定程度上的调整，目前全力展开的反腐行动，以及对楼堂馆所等新建基建项目的抑制。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当下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到三期叠加，即GDP锦标赛动力的丧失期--改革红利不能充分协调发挥合力期--全球化红利暂缓释放期，中国经济当下的情况空前复杂，具有极大的挑战性。更重要的是，中期来看，新一轮国家和政府治理改革的三大标志性工作将很快全面展开（即第五个现代化）。
在完成动力的切换之前，可能市场看到的就是经济的不断下滑以及风险因素逐渐释放的不稳定过程。对于民间资本，观察显示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很明显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效应（所谓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就是指人质被绑匪绑久了之后，会对绑匪产生一定的心理依赖，若被释放之后可能还很不适应，还会回头去找那个绑匪寻求慰藉）。在这种背景下，工资增长受到了压制，而生活在乡村的居民又倾向于自给自足，以致当中国经济因改革开放而起飞时，便遭遇到内需不足的瓶颈。
采取这样的政策从一开始就是错的，因为中国的贸易顺差是结构性的。自从2009年政府采取前所未有的救市措施后，中国的经济增长便出现了明显的减速趋势，对此国内外经济学家有不同看法。在这种情况下，要减少贸易顺差就只剩下两条路：要么是人民币升值。另一方面，由于受到现有禀赋约束，政府鼓励的高新技术也做不了。
式中的Y是GDP，A是全要素生产率，L是劳动供给，K是资本供给，式中的上标分别代表劳动和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随着中国经济总量不断扩张，以及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靠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来深化改革和开放已经不可行了。
毫无疑问，居民可以用于消费的支出来源于经济增长，因此从逻辑上来讲，消费一定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所以试图依靠刺激消费来维持经济增长是不可能的。所以，到了今天这样的发展阶段，就必须要有周全的顶层设计，借以规避决策失误这种系统性风险。有必要指出的是，在中国对外开放的初始阶段，中国对外开放是不合规的，中国既没有加入当时的关贸总协定，也没有与贸易伙伴国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有人说这是行为当事人的道德败坏所致，但以上分析告诉我们这主要是由非制度性市场造成的。
城乡收入差距在扩大，因为有户籍制度，农民进城受限，只能在乡村从事报酬递减的农业生产，故而与城市居民收入进一步拉大。因此，当中国经济出现下行趋势的时候，房地产业是不可能替代其他产业承担起推动经济增长之重任的，因为伴随着经济增长的下行，居民的收入会随之下降，从而迟早会导致全社会购房能力的下降，进而造成房地产业的萧条。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却把市场当做一种纯粹的交易技术来看待，由此形成了中国目前这种以政府为本、市场为用的非制度性市场经济。第三，建设对外开放新体制。
第三，在2001年加入了WTO，从而大幅降低了交易成本和贸易壁垒。第二，创建一个制度性市场。
就短期来讲，我们必须做好以下几件事：第一，暂不开放资本项，防止危机后流入中国市场的短期资本撤资，造成资产价格下跌和债务链断裂的危机;第二，控制房价过快上涨，只要房价还在涨，资金就会不断流向房地产部门，控制房价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提高持有成本，降低交易成本;第三，鼓励出口、回归实体经济，因为只有实体经济才带来真实财富，就目前情况而言，没有有效的减税政策，中国重回实体经济增长之路将会变得非常困难。时至今天，我们大致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只要中国的房地产价格出现下滑的趋势，那么整个中国经济就会有灾难性的后果。
尽管中国的贸易还在低速增长，但是净出口对GDP的贡献已经趋向于零了。由此可见，中国当前出现的增长衰退在本质上是一种体制性的倒退。那么多钱去了什么地方呢?无非是两个地方：一部分去了存量房地产部门，变成缺乏流动性和生产性的不动产;另一部分则在流量债务链中滚动，每增加一次换手就会造成资金成本的一次上涨，所以随着债务链的延伸，资金成本一定是越来越高的。就前者而言，在非制度市场中，政府会越过其职能边界，进入市场与民争利。其中的道理很简单，政府财政不能裸投资，必须要有银行贷款的支持，因此，随着政府财政投资的增加，免不了需要到金融市场上做配套融资，由此在金融市场上产生的挤出效应必导致全社会实际利率上涨。进一步的分析可以看到，当代表实体经济的投入—产出表在相对萎缩，而由货币供应量不断膨胀导致的资产—负债表迅速扩张的时候，所有人都会明白，尽管人民币对外是升值的，对内却是贬值的，为了避免手持现金造成的资产损失，就会竞相去购买能够保值或者增值的资产。
这无疑是个伟大的突破。这三大调整政策推出后，带来三个问题：第一，人民币单边升值，从而导致中国企业出口竞争力每况愈下，且无回归效应，这是因为受到基本面的约束，中国不可能采取一步到位的汇率超调政策，只能选择有管理的浮动，这样，由于人民币升值的远期溢价无法消除，便导致短期套利资本不断流入、储备增加，从而造成了人民币单边升值的趋势。
1979年开始的改革开放，解放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足有三亿多农民工进城打工。这一政策产生的直接效应是税负增加，其间接效应则是金融市场的利率上涨。
结果，就在货币对内贬值、人们向银行贷款购房、房价上涨、诱使更多的人向银行借款购房的正反馈中，将更多的现金流量投向房地产市场的非理性行为。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在中国出口和消费不是替代关系，而是因果关系。
3.紧缩货币政策 紧缩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为了配合政府主导下的财政扩张。于是便需要通过出口来平衡由于产能释放而形成的过剩产品，中国因此而走上了由出口推动的新古典增长之路。但随着贸易量不断增加，中国出口开始遇到了障碍，于是就需要从不合规对外开放走向合规的对外开放。就像我们在上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对于一个缺乏内部需求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来说，只要出口下降，那么经济增长必减速。
于是那些被迫退出出口和传统产业部门的产业资本就只能转向没有技术壁垒的房地产部门。首先是要对农民工进行培训。
这五高投资基本上可以分成以下三类：第一类是亏损的;第二类是烂尾的;第三类是非生产性的。我们过去都是靠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来推进改革和开放的。
在这种情况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开始在WTO框架里展开了更加互惠的双边和多边谈判，于是就有了TPP和大西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和结盟。开始于上海的自贸区试点可以说是建设对外开放新体制的一个伟大突破。
2.紧缩出口政策 紧缩出口政策的目标是平衡贸易。正因为此，我们才需要引进跨国公司，而跨国公司的税收从来就是外生决定的，当我们对跨国公司实施税收国民待遇政策时，跨国公司便会转移到那些税收优惠的地区和国家，随着跨国公司的离去，中国企业的出口渠道也就随之减少了;第三，用内需替代进口，由此带来的后果是成本提升和增长减速，因为在收入水平和税后可支配收入有限的情况下，政府想要刺激内需就只有选择增加工资的做法，在生产率不变的情况下，采取这种做法对内导致成本提高，对外引起实际汇率升值，从而造成出口下降和经济增长下滑的严重后果。因此，中国已经到了必须要拨乱反正、力挽狂澜的关键时刻由上可见，中国经济增长走向衰退，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对新古典带来的问题应对不当而造成的。
进一步的分析可以看到，当代表实体经济的投入—产出表在相对萎缩，而由货币供应量不断膨胀导致的资产—负债表迅速扩张的时候，所有人都会明白，尽管人民币对外是升值的，对内却是贬值的，为了避免手持现金造成的资产损失，就会竞相去购买能够保值或者增值的资产。2.紧缩出口政策 紧缩出口政策的目标是平衡贸易。
中国出口增长经历了三次高潮：1994年人民币官方汇率贬值，从而大幅提高了中国企业出口的竞争力。所谓有选择性的对外开放是指，凡是中国有竞争力的产业部门都开放了，凡是中国没有竞争力的产业则借助于发展中国家可以享受短期保护的特例而未加以改革开放。
根据实证研究，他们从报酬递减的农业进入到报酬递增的工业，劳动生产率大致可以提高20倍左右，于是式中的A便大幅提高。在实体经济逐步衰减的时候，货币供应量，特别是广义货币的供应量却仍在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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